日本J联赛放宽企业冠名模式 中国足球这回傻眼了?

摘要

现在看来，中国足协在最近两个赛季出台的政策和规定，不仅没有让联赛变得更加健康，反而一步步走向衰败，这集中体现在优秀外援流失、球迷失去观赛体验、俱乐部的收入减少、俱乐部股东曝光量的降低。

来源：公众号 | 互联网+体育

作者 | 加贺

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体育掀起新一轮的热点，然而中国男足却依然处于舆论的风口，在日韩足球的对标之下，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上周末，日本J联赛和韩国K联赛重燃战火。有消息称，J联赛将开放企业冠名俱乐部，并逐步放宽“社区为本”的俱乐部经营规则，同时允许球迷进场。

这却与中超的相关政策背道而驰。

从这次J联赛的新政可以看出，俱乐部主要经营根植社区，且至少80%主场比赛设在固定体育场外，允许俱乐部在所在城市之外进行商业活动和开办足校，同时讨论改变俱乐部中性名规则，允许企业冠名俱乐部。

这些措施都是旨在为俱乐部增收，减少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

反观中超联赛，虽有媒体爆料称4月下旬将开赛，但各队却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问题。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中超联赛面临巨变，先是广州队拖欠球员工资，然后为了给国家队十二强赛让路，联赛经历了长达4个多月的停摆，各大球队都面临着危机。据悉，中超俱乐部中有14支球队存在欠薪情况。

中国男足队长蒿俊闵更是在微博上公开向武汉队讨薪，其后多名武汉队球员纷纷转发该微博并加入讨薪大军。然而，武汉队的官方回复却是：“将调整对足球的重点支持方向，加大对青训、足球教育和基层足球运动的投入，调减对俱乐部职业联赛的投入，鼓励球员主动调降个人薪酬标准，待球员返汉集结后将兑现上赛季薪酬，并与球员一一诚意沟通，共同商讨新的薪酬方案。”

顾左右而言他。

中超都面临如此情况，更别说更低级别的联赛。据《扬子晚报》报道，2021赛季中乙一些月工资3000的球员依然遭遇欠薪，有些中乙队在赛区里连伙食费都交不上，球员甚至得借其他队的衣服去别的队蹭一碗面。

当俱乐部和球员的生存都成为问题，自然在赛场上毫无斗志可言，而这直接体现在男足的成绩上，并且在球迷之间的口碑再入低谷，也就更缺少球迷的关注和专业人士的参与，从此陷入恶性循环。

如今，中国足球仍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此时或许很多球员和球迷都会无比想念那个“金元足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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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形势不容乐观 

现在看来，中国足协在最近两个赛季出台的政策和规定，不仅没有让联赛变得更加健康，反而一步步走向衰败，这集中体现在优秀外援流失、球迷失去观赛体验、俱乐部的收入减少、俱乐部股东曝光量的降低。

足协出台的中性名政策，以及连续两个赛季执行空场的集中赛会制，成为最受争议的两点。

有很多人曾说，中国足球应该学习日韩的足球发展模式，但在J联赛改回企业冠名模式之后，中国足球在模仿之路上似乎又慢了半拍。

从1993年开幕之初，J联赛一直使用的是“hometown制度”，禁止企业冠名球队，其意为加强球队与所在地区的联系，强调“地域密着”的根据地理念，将足球作为一种“本地人的运动”在全日本推广。

这也导致在当时原属日本足球联赛的企业队在加入J联赛后不得不改名：东洋工业更名为广岛三箭，松下电子更名为大阪钢巴，而三菱重工更名为浦和红钻。

这虽然造成J联赛连年的财政赤字，但却避免球队成为企业的广告工具，更加强了其地域文化属性，在日本形成强大的“足球意识形态”。

而这一方式则是效仿日本职业棒球的“地域保护权”：规定一支球队有着将80%的主场比赛放在Hometown举办的义务。

地方政府也不仅仅是在政策和精神上支持，不少球队的股权结构分散，但当地企业和政府却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方式使得球队的地域性十分强烈。以浦和为例，其大股东是占比50.75%的三菱重工子公司，剩余股东则是埼玉县、埼玉市和41家当地企业。仙台则更为直接，其最大的股东就是宫城县与仙台市，而不是某家企业。

但这种模式同样也产生相应弊端：某一地区的球队很难得到其他地区的资源和支持，如果想要在别的地区进行青训活动，需要得到当地球队的同意。

另外，日本国内经济近年遭遇困境，加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球队如何招商引资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假如目前的政策持续下去，一些小球会由于得不到强有力的赞助，时间久了很可能难以为继。

因此J联赛公布，未来会继续奉行Hometown的基本原则，并适当放开一些限制，让球队可以在其他地区举办线下活动，开展商业活动，并紧跟时代潮流加速数字化程度。

目前，中超球队的“股改”依然在进行中，但却困难重重。据上海媒体报道，中超俱乐部的股权改革将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一致，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具体股权比例方面，国有企业占40%，原大股东占30%，其余30%由其他企业持有，被称作“433模式”。

泰山队、浙江队和武汉三镇三队已经基本完成“股改”，但其他队伍仍然缺少当地新的国有资本介入。

据了解，河北俱乐部的债务问题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时间，最严重的时期甚至连俱乐部的水电费都交不起，巨大的财政亏空自然让一些地方的相关单位对入股俱乐部望而却步，同时也不具备足球文化传播的基础和责任，俱乐部在当地“落户”难上加难。

因此，在足球文化和国企资本都缺失的情况下，俱乐部的经营陷入死循环，想要落实股改方案似乎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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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实现联赛商业化 

显然，中国足协在此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不是最好的时机，而其接连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更像是对联赛严苛环境的一种补救措施。

有消息称，中超联赛最严限薪令即将发布，国内球员的顶薪由税前500万改为税前300万，广州足球俱乐部最新下发的标准更是规定一线队球员年薪最高标准不超过税前60万元，这让许多球员收入大幅下滑，个别球员遭遇九成下滑的“跳水价”。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各个俱乐部的资金压力，但最终吃下这个苦果的却是球员，这本就是不职业的表现。

在欧洲五大联赛，俱乐部们所用的一直都是“中性名”，这得益于其商业化程度，而最高的要数英超联赛。

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联赛竞争激烈，在全部20支英超球队中，除了传统豪强“Big6”，仍然有莱斯特城、西汉姆联、狼队、阿斯顿维拉等实力不俗的球队，比赛场面精彩纷呈，自然受到了球迷和外国资本的关注；

其次，英超联赛是独立运作的。英超联赛是不受英足总管控的，足以实现商业自由，在英超联盟成立初期，其就与天空体育签订第一份价值3.04亿英镑的五年转播合同。多年来，每家英超俱乐部单单是版权收入就可以达到约1.02亿英镑，这也意味着英冠联赛的升级附加赛异常激烈，因为升入英超就拥有了巨额的收入。但此举却容易加大球队之间的贫富差距。

反观中超联赛的俱乐部并没有经营自主权和话语权，在利益分配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以俱乐部分成为例：零投入的足协，每年度分成却高达36%，而其余16家俱乐部每年进行大投入，平均每家俱乐部的分成只有4%。分配机制的巨大差异，加之中性名政策的强行推出，才是导致中超联赛俱乐部入不敷出的最大根源。

因此，不论是联赛发展、利益分成还是球员市场化的薪酬体系，都应该由俱乐部推举成立的职业联盟来主导。在中国足球深化改革方案中也涉及“让中超联赛实行管办分离”。但是现在，中超联赛完全没有做到，此时强行出台限薪令，更是不职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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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路 

在中超俱乐部普遍缺少资金的时候，球迷可能会更加怀念“金元足球”的时代。

那段时间，在资本的驱动下，中超俱乐部纷纷购入大牌外援，使得中超的影响力大幅提升，虽然男足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依然为人诟病，但至少中超俱乐部在亚冠联赛的表现可圈可点，“金元足球”的代表广州队曾两夺亚冠冠军并在世俱杯的赛场上亮相。

手握大笔资金自然在市场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那时，中超的版权甚至达到了5年80亿的天价。

这样的程度不仅促进了与国际足球的文化交流，引入了先进的足球理念，同时提高了大众的足球参与度。各大俱乐部拥有足够的资金加大青训投入，恒大足校、富力足校均在那时建立。

如今，或许再多讨论“金元足球”已无济于事，而需要的更多是对未来之路的探索。

中国足协的“留洋政策”依然在向国际足球联赛输送中国球员，在刘邵子洋和李磊分别加盟拜仁和草蜢之后，鲁能队的郭田雨和上港队的贾博琰也加盟了维泽拉和草蜢。

同时在今日，中国足协正式致函各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恢复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的主客场制，此举或能暂时缓和俱乐部们目前面临的巨大压力，但仍然面临各地防疫政策的限制。

如今，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已经出局的情况下，中国男足的首要目标是2023年在本土举办的亚洲杯，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又不多了。